从某种意义上讲，将国家医疗体制改革简单地理解为解决“看病难、看病贵”，存在着很大的误导性，是一个伪命题!同样，挂号难问题也是一个伪命题!

　　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其实只是一个现象;当然，是一个现实现象。问题的实质，是我们的医疗服务机制设计有误，国家责任不到位。

　　其实，我国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一直都存在着，已经存在了千百年了。因为，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哪个政府考虑过这个问题，因此，这个问题也就不会被当做一个问题来考虑。现在，时代变迁了，国家富强了，我们的政府要考虑这个问题了，因此，这个问题也就被拿到台面上来讨论了。

　　最近，我们对这个问题讨论得很热烈，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针对看病难问题，北京地区今年将完成两个重大举措：一是向所有医保患者开放所有医保定点医院，允许患者自由择医;二是推动预约挂号，解决挂号难问题。

　　向所有医保患者开放所有的医保定点医院的目的，一方面是为患者提供充分的就医选择，让患者获得自由的就医服务，另一方面，也可以将医疗服务推向市场;通过让患者自由地选择医院就医，建立医院的市场竞争机制，促进各医院医疗服务水平的提高和发展。而预约挂号的目的，就是为了方便患者在这种医疗机制下的就医。

　　对于政府推出的这项政策，无论是医务工作者还是患者，都给予了很大的期望。

　　听起来，这些措施都很美好。然而，我们认为，这些措施在设计思路上存在着根本性的缺陷;这样的举措实忽视了看病难、看病贵的实质所在，完全无助于看病难问题的解决。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这个问题：

　　一、允许患者自由选择医院会造成更加混乱的医疗秩序。

　　目前，我们存在着严重的重复就医问题，造成了大量的医疗资源浪费和医药费用浪费。

　　首先，我们国家还没有建立起家庭医生制度。得病以后，我们无法得到任何可信的专业人士的就医指导，我们不知道哪个医院的哪个医生是我们需要的医生，因此，只能靠我们自己到各医院各科室乱闯。

　　第二，大多数人都认为，不同地区、不同医院、不同医生的业务水平差距非常大，其医疗结果可能完全不同。因此，多数人患病后愿意直接到条件较好的大医院就医，结果使这些原本医疗质量相对较好的医院因为不堪重负，医疗质量逐渐下降，失去发展潜力，而其他医疗机构将因为缺乏政府和病人的关注更无从发展，造成社会医疗效率的低下和社会医疗资源的直接浪费。

　　第三，人们相信，即使大医院的医生，其医疗水平也良莠不齐。同时，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全国各地的医院和医生都存在着严重的职业道德危机和职业信任危机问题，社会大众缺乏对我们的医院或医生的医疗水平和道德水准的基本信任。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得病以后常常愿意同时到多家医院就医，看看各个医院或医生的诊断和治疗方案有什么不同，最后自己再对各医院的诊断和治疗作出取舍。其结果，就是患者在各医院间的疲于奔命和大量医药资源的浪费。

　　在这种缺乏医疗质量保障和无序医疗的状况下，如果建立起来一个自由的、有效的预约挂号服务体系，无疑只能使我们的医疗更加无序，给我们的医疗资源造成更多的浪费。最终的结果，就是挂号更难，看病更难!

　　二、即使可以允许所有患者自由选择医院就医，患者实际上还是没有能力选择正确的医院。

　　虽然患者可以比较不同的医院的服务态度、就医环境等外部条件，但由于医疗服务的高度专业性，患者完全没有能力选择各种复杂的就医方向，更没有能力对不同医院间的医疗质量进行评价和比较。因此，我们认为，允许患者自由择医是一个伪命题，缺乏必要的正面意义。实际上，保证各医院的稳定医疗质量是国家的责任。如果将这种责任推向患者或市场，让患者因为医疗质量问题在不同医院间进行选择，并以此作为促进医院建设发展的管理措施，这种行为可以被视为一种政府不作为，应当予以纠正。

　　因此，看病难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预约挂号就能解决了的。实际上，看病难问题是不能通过自由选择医院来解决的。

　　我们必须理解，医疗服务不同于其他任何商品，它不能象其他商品一样可以由消费者任意选择。医疗服务必须是一个社会保障体系;作为社会保障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就必须按规划行施职能。

　　根据我国新制定的医疗改革方案，我国的所有医疗机构(包括国立医疗机构或民营医疗机构)都必须按区域规划或专业功能进行设置。因此，各医疗机构必须对所负责的区域履行其社会保障责任，而国家也有责任保障各医疗机构稳定的医疗质量和到位的服务功能，从而保证区域内居民可以获得方便、安全、有质量保障的医疗服务。在国家医疗体系的建设中，不存在着优胜劣汰的商业规则问题。国家医疗体系的建设，必需保证各类医疗机构的稳定的医疗质量和正常功能的履行。如果政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就是政府职能的失职;如果居民认为其生活的区域内设置医疗机构无法达到这样的要求，居民就有权追究有关政府机构的行政不作为责任。

　　从实质而言，我国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是一个医疗机制问题，不是患者是否有权利选择哪家医院的问题。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首先要从问题的实质入手，从完善医疗机制入手。

　　首先，我们需要解决医疗费用的经济责任问题。

　　近年来，我国的舆论导向一直在炒作看病贵问题，并把看病贵的责任推向医院和医生，这其实是一种误导。问题的实质，是我国缺乏一个良好的国家医疗保障体系。实际上，我国是世界上医疗费用最低的国家，我国的医生收入不仅是世界上是最低的，在国内各行业间，医生这一职业的收入也是最低的。我国的所谓看病贵问题，其实质是个人承担的医疗费用比例过高、国家承担的医疗费用比例过低的问题。为了解决中国人民的看病贵问题，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政府财政投入，建立和完善覆盖全国的各种医疗保险机制，大大提高国家对医疗费用的承担比例，大大降低患者个人支付费用的比例;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我们必须这样做。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增加政府财政投入，提高医生待遇，吸纳优秀青年加入医疗队伍，培养更多合格的医生。如果我们无法吸纳优秀人才加入医疗队伍，我们所谓的建立良好医疗保障体系的理想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第二，我们必须解决好各级医疗机构的医疗质量保障问题，解决医疗秩序混乱和医疗资源浪费问题。

　　作为医疗保障体系的基础，我们必须建立起我国的家庭医生(全科医师)制度、区域医疗制度和专科医疗制度，保障各级医疗的医疗质量和效率，严格按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区域功能划分规范全社会的就医行为。在这个制度下，家庭医生对患者的健康和医疗履行基本医疗责任，家庭医生与各级医疗机构、专科医疗机构间的良好业务联系，建立顺畅有效的专科医疗转诊机制，从而最大程度地利用社会医疗资源，保证所有患者能够病有所医、及时就医和有效就医。而真正有意义的预约挂号，则应当是建立在这样一个系统基础上的：病人预约家庭医生，家庭医生根据病情需要为病人预约专科医生，专科医生向康复医生或家庭医生的双向转诊。

　　一句话，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我们需要从完善保障各级医疗机构的医疗质量、完善我们的医疗制度开始。我们不能本末倒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