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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卫生部发言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将广受议论的“医闹”现象，描述为某些人“找一些发生医疗纠纷和可能发生医疗事故的人……借这个名义，到医院通过闹事获得经济好处”。可算言简意赅。

　　由于“医闹”大多以已经或可能出现的医疗纠纷为必要条件，再加上长期以来医院、医生的社会形象不佳，医疗纠纷出现之后，患者或家属的维权之路过于坎坷艰难，因此，“医闹”不但渐有市场，而且被部分群众认为是无奈之下的“另类维权”。 
 
  
 　　但必须辨析的是，这种“另类维权”之另类，首先是正常的社会秩序和法制秩序的脱轨和脱序，是对医患双方正当权益的伤害。由于法律的缺席，医患双方的责任和权利无法界定和厘清，双方均无法依靠法律赋予的权利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发生在社会秩序之内的纠纷却不得不以最原始的“比狠”的手段了结。即使有部分患者和家属因此得到了经济上的好处，对社会秩序的维系和建设，也是巨大的伤害。

　　医疗纠纷是最难以清晰界定和解决的难题之一，全世界皆然，非中国所独有。原因也非常简单，因为医疗本身就是一项以失败为终点的实践过程，我们每个人一生都至少有一次，逃不脱在“失败”的医疗过程中死去的宿命。正因为如此，围绕医疗纠纷而发生的各种矛盾、冲突、诉讼，也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现象，甚至成为困扰政府和法律的难题。在美国那样律师业发达而公民“善讼”的国家，则专有一批律师“找一些发生医疗纠纷和可能发生医疗事故的人……借这个名义，到法院（而非医院）通过诉讼（而非闹事）获得经济好处”。严格说来，这也是一种“医闹”，不过是以法律的名义、在法制的轨道上进行的合法“医闹”而已。以至于美国总统布什都曾多次在讲演中公开指责那些专事“医闹”的律师为“诉讼渣子”，祸害了美国的医疗事业。

　　不过即便如此，美国式的合法“医闹”还是与中国式的非法“医闹”不可同日而语。在美国的大量医疗纠纷诉讼中，即使存在部分滥讼以至迹近“医闹”，但因其毕竟在法律的范围内寻求裁判，寻找医方的破绽、证实医疗事故的存在，就是患者和诉讼代理人胜诉的唯一途径。与此对应，即使由于兴讼过滥而导致医院、医生疲于应对，他们毕竟还可以以法律和医疗科学为依据，在一种平衡的对峙中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而在中国式的非法“医闹”中，对医疗事故的鉴定，被静坐示威、冲击骚扰，乃至陈尸胁迫等暴力或准暴力手段所替代，无论真相如何，医方都失去了自己辩护的可能，以致任何一次以医方让步为代价的纠纷解决，都会成为更极端、更暴力的“医闹”的负面榜样。

　　因此在中国的现状下，堵住“医闹”之浊水，开辟“医诉”之清流，还是解决医患纠纷的最佳途径。虽然医疗系统存在的各种不良现象，确是“医闹”存在的原因之一，却不能成为纵容其泛滥的理由。“根除医疗腐败，才能杜绝‘医闹’”的说法，可以是一时激愤的牢骚，却不该受到舆论的鼓励，否则，我们将既得不到良好的医疗环境，也不可能在出现医疗纠纷时，得到及时有效的法律救助。

　　至于出现美国式的医疗纠纷滥讼，还远不到我们担心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