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卢毅在北京工作，父母则在江西赣州老家。卢毅说如果不是他的家庭支持，他考不上大学。他指的是父母给他的宽松环境。
卢毅上高一时，学习极差，每次考试都排在全年级的最后。甚至当他想要申请留级重新努力时，学校都拒绝了，认为他不会有起色。
“我知道当时父亲的想法：哪怕我考上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大学，他也满足了。”这种想法让卢毅内心并不好受，“如果是别的家长早就骂孩子了，但他们没有，他们从来不在言语上表达对我的失望，而是让我自己选择。”
从那以后，卢毅发力了，他想给父母挣脸。高二期中考试，年级发榜，卢毅第一!那天中午，父亲卢能华喝了半瓶茅台酒。
卢毅在高三时认识了一个女孩，两人天天通信。卢能华想知道儿子都写了什么，但又怕惊动儿子，便想出了一个主意，每次从儿子用过的信纸上的印痕来猜信件内容。卢毅识破了父亲的招数，却也没有点破。
高考结束后的庆祝晚宴上，卢毅笑着跟他提起看信的事时，父亲很不好意思地说：就是想关心一下。
卢毅觉得，真正跟父亲有这种“哥们儿”般的深入交流还是在大学以后———他发现对于家里的事，父亲越来越多地向他征求意见了。在北方交大读大四的马权家住天津。对于父亲马柱元，他觉得更像是兄长。
“他愿意花时间来陪我做很多事情。”马权说。在他初中时，休息的日子里马权会和朋友约好一起到学校里踢球。因为人手不够，他常常会请父亲马柱元来助场。父亲每次都是欣然前往，还煞有介事地买了球衣球鞋，一踢一下午。
“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生活里，很多事情都是他在引导我怎么分析和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处理。”马权说，在同龄人中，他觉得自己比其他人要成熟，这归功于父亲马柱元。
父子间的这种平等的交往在10年前还不像现在这样多见。
孙云晓是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他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独生子女家庭中79%至88%的家庭教养方式是民主型的。
10年过去了，这种家庭中的民主与平等的气氛更加浓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王震宇研究员眼里，这种变化是一种润物细无声般的渐进过程。父子两代人之间的交往开始转化，传统的沟通方式被证明已经不再有效。以前的那种单向的以父为主变为现在的父子双方互受影响。
从“家本位”到“人本位”
父与子之间的关系状态在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进程中非常稳定，几乎没有发生过实质性的改变。在中国古代各种社会关系中，父子关系是重中之重，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父子关系往往意味着家族的兴衰绵延。而在中国的封建家庭关系中，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家长制度，以年龄和性别为权威等级基础的宗法制度决定着父子关系就是训诫与遵从，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
松动与改变是在20世纪初，西方思想文化的传入，使民主、自由的观念开始为一些进步青年所接受，这种追求个体意识的思想直接冲击了家长制，文学作品中开始出现大量的封建家庭“牺牲者”和“叛逆者”形象。在巴金的《家》中，觉慧和觉新就分属于这两种类型。但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家庭而言，以“孝”为核心的父子关系仍然根深蒂固。无论是家长对子女的人身支配还是对家产的支配管理，都决定了子女只能依附于家长。
真正进入现代意义的父子平等关系，是从上世纪80年代后开始的，这个变化的背后，事实上反映的是从“家本位”到“人本位”的转变过程。
所谓“家本位”强调的是家庭的利益和意志，个人要服从家庭。“人本位”相反，强调个人的利益和意志，主张个体意识的独立。
这种影响的力量是巨大的，在传统社会中，个人是完全被纳入社会里的个人，每一个人都被牢牢地束缚在一个小格子里，现在则成为独立体。
在这种背景下，以及其他方面的一些变化使“父子哥们儿”的现象开始彰显。
首先是独生子女时代的小家庭模式，使孩子在家里的地位开始提高，因为只有一个孩子，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沟通成本也减少了，家长有精力来关注孩子的心理状况和精神需要，从而使彼此之间的了解更加深入，这在子女众多的传统大家庭里是无法做到的。
同时，独生子女的状况使得孩子从出生开始就面临着一种不完整的家庭关系，他们没有兄弟姐妹可以交流，这种缺失必然会影响孩子的成长。事实上在传统家庭里，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很多经验和知识的学习不是来自于父母，而来自于哥哥姐姐。兄弟姐妹还起到孩子的情感支持系统的作用，很多事情，他们不会找父母商量而是通过兄弟姐妹的帮助来解决。但现在，核心家庭使得孩子只能向父母求助，父母的角色也必然会发生改变，他们要承担一部分原来属于兄弟姐妹的责任。这就要求父母放低姿态，在一定程度上与子女保持“平辈”的感觉。
而社会的快速变化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父子间的平等交往。在每天都会有新现象、新事物产生的时代里，无论是父母还是子女都开始产生不安全感。他们在过往生活和历史中无例可援，在应对变化时没有榜样可以参照。在这种情况下，父子有时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他们只能以“哥们儿”般的互相支持来面对不可预测的未来发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