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打消这种担心,卫生部艾滋病医生咨询委员会委员李楯以 “护士”和“警察”行业举例。
卫生部艾滋病医生咨询委员会委员李楯:和艾滋病人几乎天天打交道的传染病医院的这些医护人员和警察,这两个职业应该说带有一定危险性,因为警察接触艾滋病人,像双方出血了,这种情况更多,也就是“职业暴露”。卫生部当年的职业暴露起草办法是我来起草的,艾滋病在中国20多年,没有发生一起“职业暴露”。
而除了身体上的担心,还有很多家长更担心像小吴这样感染艾滋病的老师会把孩子教坏。
王女士:我觉得我还是不能接受,倒不是我歧视艾滋病患者,不赞成他们到社会上就业,而是因为教师这个行业的确太特殊了,因为他每天要面对孩子,言传身教,在我看来,教师应该是要言传身教,但感染艾滋病的患者,总觉得是和一些不端的、不洁的行为有关。
对于王女士的心情,清华大学公共健康研究中心主任景军在理解的同时,也感到很悲哀。
清华大学公共健康研究中心主任景军:中国社会现在普遍弥漫着一种对他者的不信任,比如小吴,我怀疑你是个坏人,之所以他不被录用,并不是他身上有艾滋病病毒把别人吓到了,这是一个原因,这背后更是我们怀疑小吴是一个道德不检点的人,我们怀疑你当老师以后会以狰狞的面目出现,把我们孩子带坏,那这样的问题同样可以给乙肝的患者提出来啊,实际上,并不是说坏人才会有性传播。
在今天的社会中,实际上孩子们面对的不仅仅是艾滋病的威胁,各种危险随时可能降临,此时的家长怎样做才是更好的决定?卫生部艾滋病医生咨询委员会委员李楯给出了这样的建议。
卫生部艾滋病医生咨询委员会委员李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比如我说有一条路上不安全,有人可能会打黑枪,解决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规定谁也不许出来,我现在要过去了,这是一种特权的办法,而另一个对大多数人来说,才是更重要的,穿上防弹背心,面对我们生活中有可能遇到的种种伤害,首要就是从幼儿园的孩子起,给他一种本领怎么保护自己。 共3页 上一页 [1] [2]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