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坚决否定，随后是拒绝承认现实，继而是悲观伴焦虑、抑郁，最后是接受现实。这几乎是所有癌症患者的心理波动轨迹。“他们接受现实时，往往是对治疗医生的依从性加强的时候，生存意志被激发的时候，也是最配合治疗的时候。”

　　但心理医生往往会发现，这样一个心理波动轨迹，却没有固定的周期。“有的人短短几周时间就能走出来，有的人需要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或者直到死亡。”余金龙也不知道这些病人究竟是死于癌症本身，还是巨大的心理压力，或者两者皆有。钟南山院士在谈及癌症时，曾提到“大约有1/3的死亡案例是被癌症吓死的”。余金龙认为“即便不完全准确，也不会差距太大。”

　　在临床治疗领域，医生们有一个共识：心理因素与病情的好坏是有关联的。多年的心理干预，余金龙接触的院内癌症病人非常多。前不久，一名晚期肺癌患者开始出现胸闷、心悸等心脏病症状。可心脏科的检查设备，抓不到她的心脏病变。“一和她聊起，才知道原来她清楚自己的病情了，患得患失，紧张，心脏异常的搏动，是心因性的，和心脏病无关。”

　　余金龙所在的医院，早在2010年就预备对所有住院癌症病人，尤其是晚期癌症病人进行心理方面的干预。但在试验了几次后，发现难以进行。

　　“心理科五个心理医生，全部进入病房逐个逐个谈话、开心理处方，几天都走不完一个大的胸外科病区。”即便医生们知道，所有的癌症病人都需要系统的心理干预和疏导，但架不住患者太多。可取的方法是，把需要心理干预的患者组织起来，进行6-8人的小团体治疗。但患者又表现出另一个特点：在接受团体心理治疗时，喜欢互相比较治疗方案、治疗费用，又衍生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他们没有去考虑治疗的个体差异，一旦在方案、花销上受了“委屈”，又增加了许多心理、治疗上的不确定因素。

　　这样的结果心理干预很重要，但即便是综合医院，针对癌症病人的心理干预，也需要全社会的专业人士来帮忙解决。”

　　另一个问题跟钱有关。何建行说，目前对心理医生会诊、治疗的定价局限了专业医生的热情。“一个专业的心理医生，如果在医院外进行一次类似的心理疏导，可以收费600元，但在医院内，只能收60元每个小时……”

　　“生不如死”的剧痛VS昂贵的止痛装置

　　恶性肿瘤喜欢四处播散、侵袭的特点，注定了它会给患者带来另一种痛苦———疼痛。全市每年新发癌症病人2.2万、现存癌症患者6.5万，六成左右需要接受系统的疼痛管理，其中15%-20%的癌症患者需要专业的镇痛药物。

　　但很多癌症患者，习惯了对疼痛的忍受。哪怕疼痛等级达到了最为痛苦的“十级”。根据WH O提供的数据，全球每年至少有500万癌症患者在遭受疼痛的折磨。我国大约每年则有200万癌症新患者。其中半数以上存在癌性疼痛，而得到疼痛治疗的不到30%。番禺何贤医院肿瘤科医生粗略估计，来该院就诊的初诊病人中，需要接受止痛治疗的病人，有约6成从未接受过止痛药。这正彰显了目前很多病人的癌痛管理仍然存在不足。

　　他所在的科室，正在创建国家癌症无痛病房。“虽然知道这样的治疗只是一种姑息疗法，但至少患者最后的时光是相对舒适、无痛的”。让曾航波担心的是，那些因无治疗意义出院的患者，以及转归到基层医院的患者。“根据目前的镇痛药物管理法规，基层医院没有这么全的镇痛药，注射杜冷丁的话，效果不好说，但容易成瘾。”

　　“新发的癌症患者中，60%的是有不同等级痛苦的。其中属于极度痛苦的难治性疼痛，大约占10%以上。按照广州目前的肿瘤发病率，每年应该有1000多人需要进行专业的镇痛处理。”直在尝试用不同的方式为癌痛病人镇痛。除了使用镇痛药物，还有昂贵的止痛泵，利用神经毁损手术，以及针对骨转移的肿瘤进行骨水泥封锁，实在不行，还可以让癌痛患者睡觉……

　　但类似的镇痛处置，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毁损一处神经，需要几千元，封闭一处骨转移癌，需要上万元。而安装一个可以自行调配镇痛药物剂量的止痛泵，则需要5万-10万元。“代价昂贵的止痛泵，像我们这样的大型疼痛中心，一年才安装出去8个，都是自费病人。”卢振和表示，医疗领域的共同认知是，癌痛是不应该发生的，但现实的状况是绝大多数癌痛患者在剧痛着。“广州医保已经不错了，将止痛泵纳入了医保报销，报销一半费用。但同时设定的住院报销方式，让医生们畏手畏脚，装一个就超定额几倍。”